ets 可见由法律人的视角和法学研究的需要出发进行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是经历了法律———经济———法律这样一个过程。
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无效，当属一个需要价值判断和具体化的概括性条款。[19]通常，以制裁违法者并达否认和防止行为效力为宗旨者，称为效力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公序良俗原则并非旨在将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进行完全的协调统一。反之，则须优先适用法律制度内在的评判标准。[52]三是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如违反外汇管理政策不可自由转让或出质的约定、股东间就自己持有股份的表决权为一定方向行使的约定等。[4]《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违反法定禁止的法律行为无效（参见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第一，应明确公序良俗仅指一般利益和秩序范畴。
在整个私法领域中，法律行为是实现私法自治的主要工具，[1]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既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或禁止性条款，也不能违反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35]同前注[8]，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510页。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不断更新人们的记忆。
这直接导致法律的祛历史化。因此，今古关系的建构与解构应当同时存在，其相互抗衡的关系还应当得到妥善的维系。这意味着，现时的重要性被显著放大了，而位于两端的过去和未来则遭到轻视。而在实际之中，即便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是部分地实现了现代法治社会的某些要求。
可以说，这一理念已经成为西方多元化社会中各种思潮的共同前提。（一）韦伯的两点质疑 从探讨社会形成过程出发，韦伯对人类结群的动机进行了分类。
这是因为，如果只图建立，过去的自主性将被现时所削弱，以今凌古则成为一切历史研究的通病。在韦伯看来，依身份的结群和依契约的结群并不必然对立，它们也可以共存。从整体角度来看，社会分化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两个群体，理性群体一方面从非理性群体身上赚取利益，另一方面必须防止非理性群体理性化。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法律变革中的若干举措便大都具有重新树立法律历史观的意味。
因此，那些受到这个理性人的诱导、宣传和刺激而引发新的欲望的他人实际上已经变成非理性人。那么，伯尔曼所谓必须被信仰的法律究竟是什么？伯尔曼指出：法律不只是一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法律与时间无关，亦无所立足，缺乏普适的价值，认为现实中的秩序仅仅是偶然调解的结果。中国的过去究竟在哪里？对此，中国人只能无奈地说：既往不咎。
对于处于快速立法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强烈的误导。其一为供奉型，即人以卑下地位供奉高高在上的偶像，其驱动力源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5}卡里斯玛（Charisma）是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的统治。这个词所包含的与过去决裂的态度是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所持有的法律历史观的恰当描述。
相比契约，针对侵犯（侵权）行为的救济在法律发达程度较低的时候便已出现。这唤起人们对于目的（工具）理性的崇拜：人们开始把法律仅仅视为一种策略。换句话说，法律被信仰的情况既不存在于非现代社会，也不存在于现代社会，而是存在于由非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即将完成的那个稍纵即逝的阶段。（二）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历史观 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历史观似乎更符合第四种类型根据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法律行为是否有悖于公序良俗的类型，大体取决于如下标准或因素：是否违反人伦、是否违反正义观念、是否剥夺或极端限制他人自由的行为、是否以他人损失而受偶然利益的行为等。许中缘：《禁止性规范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法学》2010年第5期。
[40]转引自前注[6]，王泽鉴书，第232页。[6]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
[33]同前注[1]，卡尔·拉伦茨书，第592页。理由是，一方面善良风俗只是从道德秩序中截取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烙上法律印记的那一部分，绝非说明法律接受了某种崇高伦理的标准。
[36]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38条（同前注[4]，陈卫佐译注书，第42页）。[44]有学者在确定行为内容具有反社会性后再进一步描述其具体样态，如日本学者我妻荣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史尚宽，但更多学者直接根据相关因素列举类型，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梅迪库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和大陆学者梁慧星。
[37]同前注[2]，我妻荣书。既然公序与良俗的实质和目标相同，那么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无论将之表达为公序与良俗还是仅显示善良风俗，只要能确定法律行为的内容违反其中一项即可认定其为无效。这意味着强行法规范的目的是否属效力规定，必须综合各种因素方能探求并确定。[54]《瑞士债务法》第157条规定，附以促使实施不法、不道德的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责任行为条件的债权无效（同前注[4]，吴兆祥、石佳友、孙淑妍译书，第33页）。
[4]《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违反法定禁止的法律行为无效（参见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其次，其牵涉不同部门法律规制目的及其能否影响某行为效力的判断。
对此类问题，民法理论和实务中观点不一。另需强调的是，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以确定规范目的时，应权衡有关利益，尤其需关注该行为对社会健全和秩序的影响程度，如建筑者的资质有无事关大众的生命安全利益、公务员能否投资经营牵涉对权力寻租的制约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故对于诸如此类行为的效力都应从严控制。
[18]同前注[6]，王泽鉴书。[45]同前注[2]，我妻荣书，第255页。
这样，才能使法律对意思自由的干预符合法律制度和体系的宗旨，使相关干预趋于合理且与社会成员所认可的一般理念相吻合。[51]同前注[2]，我妻荣书，第255～256页。[67]同前注[6]，王泽鉴书，第232页。然而，在不少国家或地区的民事立法中，除明确强调法律行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的概括规定无效外，对不少法律行为本身的效力也设有具体强行性规定加以制约，且通常仅表达为不得为某种行为，而无直接规定该法律行为无效，[9]我国立法也不例外。
这意味着法律行为实施时被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无效者，不会因其后公序良俗观念的变化而复活为有效。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在自愿基础上订立的协议有效，依照我国《婚姻法》第4条的规定，作出以上判决。
需要指出的是，公序良俗原则并非旨在将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进行完全的协调统一。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至今沿用所有善良和合理思想的理智感觉来解释善良风俗。
[39]故而，维持对善良风俗的现有解释而不再使之向公共秩序术语扩展有其合理性，但考虑到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范围不尽一致，且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将二者并举，实为缜密周到的做法。[16]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区分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而分别规定合同无效和可撤销两种情形。
